新中國經濟70年·民營經濟

            2019-10-09 10:41 來源:未知 作者:石家莊生活網
            新中國經濟70年·民營經濟

            民營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是從個體經濟開始的。1980年,中共中央轉發全國勞動就業會議議定的文件《關于進一步做好城鎮勞動就業工作》,從中央層面正式承認了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到強,貢獻了全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80%以上的城鎮就業,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2018年11月1日舉辦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認真聽取民營企業家代表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明確提出了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6個方面政策舉措,讓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吃下定心丸,為民營經濟實現更大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

            新中國經濟70年·民營經濟|親歷者趙慕蘭:中關村民企是怎樣煉成的?

             

            中關村民企是怎樣煉成的?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民營企業從初期小、散、亂到如今的發展壯大,除了民營企業自身重視技術創新外,政策這一外因的推動不可忽視。1988年,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成立,聞名中外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是它的發祥地,中關村的發展歷史也是中國最早一批科技型民營企業的發展史。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專訪了原中關村管委會委員、中關村管委會研究室主任趙慕蘭。趙慕蘭回憶,在那個特定的經濟體制轉軌時期,中央在局部地區嘗試讓人們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開始自主創業。“所做的事情,推一推就算犯法,依法治罪,治得名正言順;拉一拉又不算違法,于是試驗區辦公室及其上級機關總是拉了又拉”。

            “三免三減半”雪中送炭

            1988年5月,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下稱“試驗區”)成立。從建立那天起,試驗區辦公室就肩負著“試驗、創新”的歷史重任。

            從創立之初,試驗區辦公室的干部就全部實行聘任制,不包底,不吃大鍋飯。1991年8月,試驗區辦公室進行第二批工作人員招聘,趙慕蘭從北京市體改委綜合處過去應聘。此前,她與中關村有過多次接觸,并參與了由北京市體改委、海淀區政府、試驗區辦公室聯合制定的以產權制度改革為基礎的試驗區綜合配套改革方案。

            “我想,與其在外面幫著制定方案,不如到試驗區實施方案。”趙慕蘭回憶,當年10月,她到試驗區辦公室工作。此后,一直到2006年退休,她一直負責中關村政策研究部門的工作。近20年的親歷,讓她對中關村民營企業發展的點點滴滴記憶猶新。

            “1988年,國務院批準實施《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暫行條例》,共有18條政策,俗稱 ‘十八條’。”趙慕蘭說,在“十八條”中,最使企業受惠的條款就是稅收優惠。

            趙慕蘭說,試驗區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借鑒了我國南方經濟特區和沿海經濟技術開發區已有的15%的優惠稅率(編者注:當時一般企業所得稅稅率為55%),同時又有自己的特點——對新創立的高新技術企業實行“三免三減半”的進一步優惠,具體為“新技術企業自開辦之日起,3年內免征企業所得稅;第四至第六年減半征收所得稅”。

            據趙慕蘭介紹,中關村的政策十分有利于科技人員創業。因為科技人員創業的首要條件不是大規模的資金投入,而是要拿著手中的技術在市場環境中轉化為商品。其間,創業者要不斷地把獲得的收入再投入產品改進,直至新產品可以規模化生產。在這期間,企業實施所得稅減免,堪稱對企業“雪中送炭”。

            也正是在“三免三減半”優惠政策的支持下,中關村地區成為全國最活躍的科技人員創新創業集聚區,新技術企業從1988年的500余家增至2009年的近2萬家。

            靠巧妙解讀度過難關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條經驗是實施了“雙軌制”,即允許原有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體制并存。然而,在新舊兩種體制的碰撞下,如何處置違規行為,成為管理者面對的一大挑戰。

            流通環節是1988年底開始的整頓重點。當時全國出現了上千個專業市場,這些市場成為城鄉消費品的集散地,也是當時民營企業營銷和采購的樞紐,整頓成為一記砸向這些市場的重拳。

            1989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下稱《決定》),其中,企業只能“銷售本公司生產的產品”的規定成為中關村里的企業難以逾越的障礙。原因是中關村內的企業原本就是靠“技工貿一體化”起家,這其中的“貿”既包括企業生產的產品,也包括提供技術服務時所集成的其他企業生產的產品。

            一時間,《決定》成了中關村企業繞不過去的硬規則。負責執行清理整頓公司任務的試驗區工商所的工作人員反復琢磨,目的就是要制定出既把企業保護起來,又不違背政策的規則。最終,試驗區工商所對《決定》有關條款進行了如下解讀:將“銷售本公司生產的產品”改成了“銷售開發后的產品”。借助“開發”這個概念,只要企業參與了產品開發,哪怕只有一個小零件是自己裝上去的,這個產品就算是“開發后的產品”。

            靠著這樣一個巧妙的“解讀”,大批的中關村民營企業邁過了清理整頓坎。

            依靠改革解決問題

            1991年,在中關村注冊的信通公司因走私被查,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走私案。1991年年底,海關部門在中關村電子一條街上又查獲了幾家公司。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被“騙子一條街”“倒爺一條街”“走私一條街”等指責淹沒。

            “當時引發了不小的恐慌。”趙慕蘭回憶。試驗區辦公室連夜走訪企業負責人,組織企業法律顧問、律師分析問題,逐漸理清了頭緒:是新舊兩種體制的摩擦和碰撞,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結合過程中急需協調的問題。

            趙慕蘭說,當年,計算機整機進口的稅率高達200%,而進口散件的稅率則為30%,因此進口散件再組裝整機出售自然成為電腦經銷商們生存與逐利的自然選擇。然而即使是進口散件,中關村企業也難以從正常渠道獲得。由于試驗區高技術企業基本是“三無”企業:一無進口自營權,二無進口許可證,三無外匯,又由于企業對進口零部件的剛性需求,只好采取“國內買斷”的辦法,即在境內購買別人已進口的零部件或其他機電產品,把外貿轉為內貿。這種花錢買“進口權”的行為已在試驗區內電子行業新技術企業中相當普遍。

            1992年1月10日,北京市委法紀聯席會第39次會議對中關村地區的走私問題做出決定:“試驗區的工作帶有試驗的性質,這是改革的試驗。對當前試驗區出現的‘國內買斷’等問題,要具體分析,劃清界限。對國內配套無法解決、需要購置進口關鍵零部件用于開發高科技產品,采取‘國內買斷’的做法,不能作為違規問題對待。”

            “試驗區的企業遇到的問題是多樣的,每每遇到難關時,企業就會找試驗區辦公室。”趙慕蘭說,當年,聯想從美國硅谷的公司采購了一批集成電路芯片,并向海關報告了這批芯片的規格指標。就在這期間,硅谷對這類芯片做了一些改進,聯想也緊跟其后改變了自己的產品設計,因此由硅谷發的貨都是改進型的。結果出現了到關貨物與當初所報貨物的規格指標不一樣的問題,貨物被海關扣留。

            “聯想找到了試驗區辦公室。試驗區辦公室立即派人拜訪海關。”趙慕蘭告訴記者,試驗區辦公室向海關詳細解釋中關村企業是如何緊隨技術進步改進自身產品;解釋這種緊隨先進的創新能力對于中關村本土企業如何來之不易,對于國家來講又是多么急需。“我們的解釋打動了海關,于是海關放行,解決了聯想的困難。”

            退休后的趙慕蘭來到長城戰略咨詢擔當顧問,依舊為民營企業發展、高新區建設等提供新經濟咨詢服務。 “回憶起那些激情燃燒的歲月,再看看中關村今日的成就,不由得為大家當年的行為與精神所感動。那是一種鋪路石的作為,是甘做創新發展道路上一顆鋪路石的精神。”


            上一篇:國慶假期,雁蕩旅游收入3.8億        下一篇:沒有了

            上一篇:國慶假期,雁蕩旅游收入3.8億

            下一篇:沒有了

            熱門搜索
            双色球基本走势图

                                时时彩全天在线 江苏时时走势图表 稳赚不亏 盈彩平台 广东时时11选5开奖结果 手机21点游戏 天津时时开奖号码统计 宝贝计划app官网 时时彩升黄金 7m足球比分即时比分